神學家巴刻（J.I. Packer）認為：加爾文一生最大的成就在於寫了一本書，就是《基督教要義》，「他為了神的事業和教會的福祉所做的，沒有一樣比它更偉大、意義更為深遠。雖然他幾乎為聖經的每一卷書寫了註釋、幾乎為了每一個重要的神學議題撰寫了小冊和專著，但加爾文基本上可以說是『一本書』的人。他花了四分之一個世紀，持續地撰寫《要義》，從1536年的初版到1559年的第六版，修訂、論證、重新鋪陳、務求完美。把他所知道的一切納入它裡面。……最終的結果是神學與解經作品的一個無上傑作。什麼是《要義》？它向我們呈現的是基督教的概要。它原來的書名聲稱，它不只是一本神學書籍，更是——事實上，主要是——基督徒實踐生活的一個課程，是敬虔的啟蒙讀本。」

鍾馬田（Martyn Lloyd-Jones）醫生於1944年如此評論本書：「這無疑是加爾文的傑作。事實上，我們可以說：沒有一本書對人類、對文明史有如此巨大的影響。若說正是《要義》拯救了更正教改革運動，並不為過，因為這是更正教的神學大全，是福音派信仰有過的最清晰的宣言。……大多數更正教會的信仰和神學皆源出於此。……加爾文的主要特色在於凡事都是基於聖經。……對加爾文而言，聖經是唯一的權威。……我們在《要義》裡面見到的，首先是聖經神學，而不是教理神學。」到了1949年，在他的推薦下，英國一家出版社重印貝福齊（Henry Beveridge）的英文譯本，鍾馬田在推薦文中說：「《要義》本身就是一部神學經典。對於更正教神學的影響，沒有一本書比它更大、更深遠。然而，除了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登峰造極之外，始終被人忽略的，是它的行文風格至為感人，有時令人悸動。現代神學大多數自稱源自於它，但它與它們不同，因為它極具靈修意味。閱讀本書的報償，是沒有一本書趕得上的，對於那些傳講聖道的人而言，尤其如此。」